最近，研究人员运用分子考古学等手段，对山东广饶傅家遗址进行研究，首次实证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存在，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让人们对考古学这门人文学科另眼相待。其实，考古学自诞生始，即与自然学科结下不解之缘。如今，考古学公认有两把“手铲”，一把是田野考古发掘的必备工具，一把是分析检测考古遗存“潜信息”的科技手段。
前不久，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举行，入围的20个项目依次登场亮相。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考古人重视科技的作用，现代科学正在塑造中国考古学的全新风貌。比如，对吉林和龙大洞遗址黑曜岩的成分分析，发现存在本地和外来物源，区域比较揭示了东亚地区黑曜岩的流通网络。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瓷胎采用二元配方技术，即胎土+脉石英，将瓷胎中的石英含量提高到70%以上，这比元代景德镇窑早了两个世纪，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高石英白瓷工艺。
考古方舱实验室工作照（中国社科院供图）
“考古学对于研究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科技考古在实证古代遗迹、遗物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使其成为考古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认为。
国际上，科技考古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航空摄影、测绘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在“二战”后被广泛运用于考古研究领域，大大提高了考古研究的精度与深度。1949年，物理学家利比发明的碳十四测年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学家第一次对史前考古有了比较精确的绝对年代的数据，堪称考古学上的革命，推动了考古学从定性描述向定量表述、由归纳性向演绎性和阐释性学科的转型。
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新考古学”，就是在科技考古的促进下形成的。进入新世纪以来，科技考古在探测技术、分析技术和保护技术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遥感技术、电子全站仪和分子考古学、同位素科技分析的应用，使得考古工作更加精确和高效。
此次在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研究中大放异彩的分子考古学，正是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它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如古DNA分析、古蛋白质组学等，来研究古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与传统方法相比，提供了更加精确和深入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理解和解读古代世界。有学者直言，古DNA技术是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也预示着考古学新发展的到来。
其实，科技考古在我国起步很早。1928—1937年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就采用地质学、生物学等方法研究商代晚期的环境、生业与冶金。但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科技考古，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利用碳十四测年技术进行测年断代。
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实验室，研究人员对种子进行扫描登记。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1988年，第一次全国性的科技考古研讨会召开，当时称“实验室考古”。1989年，第二次会议正式更名为“科技考古”。如今，科技考古已产生了众多分支学科，如环境考古中的沉积物分析，生物考古学中的分子考古、锶同位素分析、碳氮同位素分析，生业与经济考古中的化学微量元素分析等，“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已正式成为考古学的二级学科。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和山东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科技考古研究并率先设立考古实验教学中心的高校。如今，山东大学已拥有涵盖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瓷器考古、玉石器考古、稳定同位素考古、人类演化、体质人类学、文物保护技术、数字考古等多个门类的实验室，在聚落考古、环境考古和生业考古领域优势突出。在各地的考古文博机构中，也已广泛设有科技考古实验室。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