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是近代小说流派，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辛亥革命失败后开始兴盛。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剧，他们霸占租界，开辟洋场，使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生活乌烟瘴气，畸形怪异，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于是反映这种都市生活的作品也应运而生。这类作品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往往是“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因此称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言骈俪文加上香艳诗词写成的哀情小说。
鸳鸯蝴蝶派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遣”为主要宗旨。他们的期刊、小报曾标榜“本杂志不谈政治，不涉毁誉”，“有口不谈国家……寄情只在风花”，他们的作品也大都以“消闲”、“遣愁”、“排闷”、“除烦”为目的。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曾严正批驳鸳鸯蝴蝶派“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工具。茅盾也曾对这一流派的实质作过中肯的评价，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一种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庸俗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他们视作品为商品，为了竭力倾销这些“商品”，适应洋场的“五方杂处，三教九流”的需求，自然就随波逐流，作品的内容也不得不随着他们特有的读者阶层趣味的转换而转变：有时是言情小说，有时是黑幕小说，有时又以侦探、武侠最为热门。因此，这一流派的作品内容十分驳杂，大概可以分为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众多类别。早期鸳鸯蝴蝶派仅仅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来演变出如此庞杂的内容，要把它们归入鸳鸯蝴蝶派狭义的框框中，似乎不太贴切。于是有人以他们早期最有影响的杂志《礼拜六》命名，称他们为“礼拜六派”。
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期是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间，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掀起的复古狂潮，使得原本沉淀下来的社会渣滓重新泛滥起来，文艺界也随之呈现出一片颓败的局面，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充斥于市场正是这种局面的一个缩影。这时的鸳鸯蝴蝶派作者，除了不少“封建才子”和“洋场文豪”之外，又增添了一些不愿在浓重的政治黑暗中继续探索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抽身，离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投入到鸳鸯蝴蝶派的圈子。“五四运动”以后，该流派虽然多次受到新文学营垒的冲击和批判，报刊阵地和读者面都有所缩小，但仍然在市民读者中流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鸳鸯蝴蝶派才在大陆逐渐消失。这一流派的活动时间与民国持续的时间大致相同。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也被称为“民国旧文学派”。
鸳鸯蝴蝶派从主导倾向而言，是一个消极的病态的文学流派。但在他们早期反映婚姻问题的作品中，也有年轻人因受到家长或封建道德的压迫，以致酿成悲剧的内容，从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们中间也有人在“五四运动”前后，翻译介绍了一批国外进步的文学作品，这也是值得肯定的。此外，该流派的部分作者如包笑天、周瘦鹃等，站在清贫的市民阶层的立场，反映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写了一些对社会黑暗现实和封建军阀的压迫表示不满的作品，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流派中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写出了大量的“国难小说”，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反抗侵略。在抗日洪流的冲击下，鸳鸯蝴蝶派某些作者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的作品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面貌，向健康的通俗文艺过渡，张恨水的小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发生的变化，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